都大吉：与中国皇帝交往的日本和尚玄昉玄昉出生于日本奈良时代的大和地区，俗姓阿刀氏。他自幼出家，在龙门寺跟随义渊学习唯识学说，展现出了对佛法的浓厚兴趣和天赋。717年，玄昉奉敕作为学问僧入唐，开启了他在大唐长达18年的留学之旅。在唐期间，他师从法相宗第三祖智周，深入研习法相宗的教义。法相宗源自印度瑜伽行派，由玄奘三藏传入中国，其窥基创立法相宗。玄昉勤奋刻苦，在佛法上造诣颇深，被尊称为法相宗第四祖。

　　唐玄宗开元四年，即灵龟二年，玄昉受到唐玄宗的供养和亲自召见。唐玄宗对其佛法造诣十分赞赏，特赐紫衣袈裟，并封三品官爵。紫衣袈裟在当时是一种极高的荣誉象征，原本在佛界严禁使用，自唐代载初元年武则天赐予“重译”《大云经》有功之僧法朗等开始，才成为朝廷赐予高僧的特殊荣耀。玄昉获此殊荣，不仅体现了他个人在佛法修行上的成就，也反映了当时唐朝对日本留学僧的重视和认可。

　　735年，玄昉学成归国，回到日本。他带回了5000余卷经纶及佛像等，这些珍贵的佛教经典和文物，为日本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玄昉以兴福寺为弘法中心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大力弘扬法相宗教义，建立了日本唯识宗，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日本唯识宗在玄昉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下，历代传承，延绵不断，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佛教学者和僧人，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玄昉的贡献不仅在于传播佛法，还在于促进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他入唐之前，中日之间的佛教交流虽已有一定规模，但玄昉的到来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交流。他带回的大量佛教经典，使日本佛教界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佛教的发展和教义，同时也为日本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在他之后，日本僧人入唐求法的活动更加频繁，中日佛教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形成了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唯识宗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唐代后期，唯识宗遭遇了“安史之乱”和“会昌废佛”等重大历史事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自宋代以后逐渐衰败，作为一个佛教宗派已不复存在，其章疏和典籍也大多失传。然而，玄昉带回日本的唯识宗经典却在日本得以保存和流传，为后来中国佛教界重新研究唯识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清末光绪四年，杨仁山居士在出使欧洲时结识了日本真宗大谷派僧侣南条文雄，通过与南条的交往，得知了中国唐代散失的佛经在日本的情况。南条文雄在日本为其搜购得散逸经书近三百种，其中包括许多唯识宗的经疏，如窥基大师所撰的《成唯识论述记》六十卷。这些经典的回归，开启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研究法相唯识的热潮，欧阳渐居士创建内学院宣扬唯识，其门下熊十力、吕澂等皆为一代佛学大家，北方的韩清净也积极推动唯识学研究，与欧阳渐并称为“南欧”，带动了唯识学在的复兴。

　　玄昉在日本不仅是一位佛教高僧，还活跃于当时的政界。他回国后被任命为僧正，得以入宫中内道场，深受圣武天皇的宠信。圣武天皇的母亲藤原宫子太后患有产后忧郁症，三十年间不见圣武天皇，玄昉为其祈咒并用药治疗，使其病愈，得以相见，因此玄昉得到了圣武天皇的重赏和信任。

　　然而，玄昉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740年，奈良朝廷臣藤原广嗣因听说玄昉对其妻子有不轨行为等，怒气冲天在九州举兵叛乱。虽然叛乱迅速被平息，但玄昉也因此受到了牵连。745年，他被贬为筑紫观世音寺别当，不久便卒于该地。

　　玄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事迹在日本流传甚广，甚至被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写进了小说《眩人》中。书中描写了一些有关玄昉的神奇传说，如他在高座读经时被乌云抓走头颅，身首分离后分别被埋在不同地方等。这些传说虽然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玄昉在日本民众心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

　　玄昉作为唐玄宗授予紫衣袈裟的日本和尚，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留学经历、佛法成就以及对日本佛教和文化的贡献，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铭记。同时，他的传奇人生也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中日两国在宗教、文化和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